王科州

提要：唐胄在历史上被誉为岭南人士之冠，他不仅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正德琼台志》，还有诗作流传于后世。《传芳集》即是他的诗文集，集中所揖录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题咏类、赠送酬寄唱和类与体恤民情针砭时弊类。就篇幅而言，前两类居多，且都体现了明代诗歌商业化的痕迹；而篇幅较少的第三类却很见诗人的功力和其对现实的批判深度。通过赏析这三类诗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唐胄的诗作不仅是海南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还拓展了海南文学抒写心灵的深度和空间。

关键词：唐胄；《传芳集》；题咏；赠送酬寄唱和；体恤民情；针砭时弊

唐胄（1471～1539），字平侯，号西洲，海南琼山人。据《广东通志》记载，唐胄幼年聪颖过人，博览经史。在乡试和会试中，唐胄均获“礼经”第一名，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经魁”，才名远播。唐胄于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史载：“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唐胄曾任户部山西司主事，后历任员外郎、广西提学佥事、云南金腾副使、广西左布政使。嘉靖十二年（1533）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转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北京户部左侍郎。在17年官宦生涯中，唐胄经历了11次升迁，官至北京户部左侍郎（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的常务副部长），这足以证明唐胄为官的才干。但唐胄性格耿直，两次顶撞嘉靖皇帝，终因上疏谏止征讨安南逆旨下狱，拷掠削籍归乡。后遇赦，不久因病去世。隆庆初追赠右都御史。唐胄为官颇有政声，史有论曰：“唐平侯负远识，不轻出。崇教化，以劝谕来不庭。敦本务实，其所学颇精。”唐胄著有《江闽湖岭都台志》、《正德琼台志》、《西洲存稿》、《传芳集》等，唐胄对海南文化的最大贡献是编写了《正德琼台志》，这是海南现存最早也是写得最精彩的海南志书。其诗文集《传芳集》内容颇丰，唐胄涉及了疏、序、记、论、碑、诗等多种体裁，其中的疏论为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民族及海南文化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同样，唐胄的诗歌创作亦有佳绩，《传芳集》中揖录的诗歌就是明证。《传芳集》所涉及的思想内容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题咏类

题咏类诗歌主要是指唐胄诗歌中的题诗和咏物诗，唐胄诗的题诗根据所题的对象可分为多种类型，其中所占数量较多的是与人工建筑或自然界的山水相关的题诗。这其中有很多诗的诗题中就直接表明了是题物诗，如《题慈谿顾绣衣追慕卷》、《题同年戴宪长苍山赋别卷》、《题战功图送刘太参归会川》、《题守关忠节卷并序》、《题莆阳吴知州以宽可以亭》、《题程孺人贞一》、《题江西云崖宗室卷》等诗歌。此外，还有许多诗题上并没有表明这一点，如《访赵忠简墓》；还有以自然山水为描绘对象的诗歌，如《关索岭》、《闲中漫兴》、《衢州石塘橘》、《新春咏》、《红鸡冠花》、《瓜州阻风》、《阻风》、《关羽濑》、《包茅山》、《果化州》等诗歌。

唐胄的题诗中，多是把人工建筑、自然界的山水与国家时政和同朝幕僚的功绩结合起来，多借由这类事物引发，抒其激怀壮烈。如题亭台楼阁的《题莆阳吴知州以宽可以亭》，诗中曰：“分足皆为处，身便意自融。三竿安乐梦，一吹舞雩风。午火空驰急，蜗涎岂解穷。兀焉今见此，大庇欲穹窿。”此诗境界之大由末句始见。题自然风景的有《关索岭》、《衢州石塘橘》、《新春咏》、《瓜州阻风》、《阻风》、《关羽濑》、《包茅山》、《果化州》等。唐胄在《果化州》中抒写了一幅明媚的画卷：“花引醒鸟叫愁，荒夷岁晚亦寄游。黄茅紫磴疑无路，一抹烟开果化州。”在这首诗中，唐胄了然无痕地化用了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果化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唐胄的另一类题诗则和时人没有多大关联，主要是借古抒怀。这类诗较富于文人诗的特色，相对而言也更有艺术价值，如《题慈谿顾绣衣追慕卷》。诗的开篇即说：“莫追慕，生如客寄死照散。不朽惟名不死鬼，七尺微躯安复顾”，诗人接着又说：“一官遗恨负明经，缧绁不妨公治贤。铁冠台府今岳岳，桂枝月殿香缤纷。惟公有名为不朽，有儿为不死”。这里可以通过诗人对顾绣衣客死他乡的赞美，隐见其对人生、名利的思考；及至诗末，诗人又再次强调和提醒自己：“莫追慕，空自戚，西山木主应成血”，再如《关羽濑》：“破虏忠名万古秋，三分割据百年休。汉臣汉贼痴还慧，何用生儿似仲谋”，诗的末句“何用生儿似仲谋”与辛弃疾的“生儿当如孙仲谋”的感慨恰恰相反，表达了诗人对历史的感慨和对国事的隐忧。除上述以人工建筑或自然界的山水等为歌咏对象和题材的诗歌外，唐胄诗还有一些题画诗也可归于题诗这一类，如《题战功图送刘太参归会川》、《鸦小岗》。其中《鸦小岗》一诗写得很清雅并极富文人情趣：“鹏鸟何年去，南溟尚此墟。海膄新拓发，劫远旧灰嘘。水润性从下，坤容德本虚。不须山上泽，已悟画前诗。”唐胄咏物诗中的歌咏对象从形象上看，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关索岭》、《关羽濑》、《包茅山》、《果化州》等纯自然或是人文化了的形象，而另一类如《红鸡冠花》、《喜鹊》等所咏对象则相对显得细微，更加日常化。前一种类型中的咏物诗中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美好理想和人格追求，感情较为充沛，更富有艺术感染力，也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此外，唐胄的诗歌中还描绘了其他一些高举而孤独的形象，这点我们仅从他的一些诗歌意象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如菊、梅、鹤、鹿等；这些意象可以说是作者理想人格的一种自况：虽处逆境，却不坠青云之志，这些意象寄托了唐胄高远的情怀。

在唐胄的题咏类诗歌中，《红鸡冠花》一诗读来别有一番韵味。诗曰：“花名不解作花妍，花似鸡冠像可怜。文帻偏妆丹点密，斗鍪再接血痕鲜。甘陪菊淡阶梅瘦，不惹蜂狂与蝶舞。岁晚朱颜谁更在，寒盟如此共年年。”其中“甘陪菊淡阶梅瘦，不惹蜂狂与蝶舞”一句，足见唐胄的清高，他不愿像朝中那些趋炎附势的同僚那样竞向权贵邀宠；其志为甘以淡菊瘦梅行为伍，而不愿与世俗的同流合污。唐胄的这一心态缘于他的仕途经历。唐胄在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户部山西司主事，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归琼守孝，服满孝期之后，唐胄因不满宦官刘瑾专权，称病谢绝回京复职，被刘瑾罢免官职；刘瑾被处死后，朝廷下诏复用唐胄，但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养母送终。就这样，唐胄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闲居”家乡不做官，致力于编《正德琼台志》、办学等。在那样一个“官本位”的时代，在壮年就主动放弃官位在家乡“赋闲”，可见唐胄骨子里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所以他在《红鸡冠花》一诗中吟出“甘陪菊淡阶梅瘦，不惹蜂狂与蝶舞”两句就不足为怪了。

在唐胄的题咏类诗歌中，《闲中漫兴二首》写得别具一格。唐胄在诗中写道：“迢递川原瘦早霜，菊黄槐绿送秋忙。碧鸡金马看人淡，白鹤瑶琴伴意长。敢忘恩波天与阔，自伤痴拙老添狂，朔风也重袁安卧，夜夜追寻到枕凉。”“静里风情觉道真，天空海阔尽宜人。云闲不厌交庭影，风懒无心扫径尘。万里宦游鸿爪印，两年旧识燕归前。鹿车未遂梅花路，慰得高邻载酒频。”这两首诗均写于唐胄在云南为官期间。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时的唐胄产生了弃官归田之意。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境地：一方面，饱读儒家经典，要经世济民；另一方面，受道家思想影响，想逍遥自在。这是一个悖论，因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理想人格。唐胄做到了“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统一：他既抱着儒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又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这正是唐胄的高蹈之处。

二、赠送酬寄唱和类

唐胄的诗有相当多是属于赠人、送别或酬寄唱和等类的诗歌，这类诗歌大多是与人交往应酬的产物，我们不妨把它们归为一类，简称为赠送酬寄类。《传芳集》中的赠送酬唱诗就有《谒桐乡王汝学先生》、《余自南赣赴抚山东，赣郡博吴诚以乡人携酒来送过宿，赋此别之》、《送蒋郎中南使便归全州省祖母》、《送范佥宪西巡洱海》、《次方伯东桥诗》、《余自南赣赴抚山东，陈都宪原习来代，以年谊之厚，操舟送至储潭，席间赋诗见赠，步韵酬之》、《赋周汝实以送饶令入觐诗请校正》、《逢绍之侄》、《南安赵别驾璧以父母俱上寿，同以十一月七日为生辰，绘上寿杯图驰献，予同年太守李彦文属予作诗美之》、《哭黄处士东皋惟坚》、《晏长清、张仲宝、陈伯孚来访》、《谢陈秉钧送腌蟹诗》、《和少参陈龙山、佥宪张白山游冰井寺诗》、《寄酬王廷信赠别韵》、《忆朱南冈少参》等诗歌，多达16首，就数量而言，占了其诗作总量的1/3强。

唐胄的赠诗对象多是志同道合的人，作者借由诗歌称赞所赠之人的美好品格，同时，这些诗歌也间接地体现和流露出了诗人自身的美好品格。如《次方伯东桥诗》、《逢绍之侄》、《晏长清、张仲宝、陈伯孚来访》、《谢陈秉钧送腌蟹诗》、《和少参陈龙山、佥宪张白山游冰井寺诗》、《寄酬王廷信赠别韵》、《忆朱南冈少参》等。在《次方伯东桥诗》中，诗人叙写了知交的得来不易与惺惺相惜之情：“啼鸟惊春去，柴车特地来，同知逢不易，未尽兴空回。海内思安石，阶前舞老莱。自从诗有约，夜夜菊花开”。而《逢绍之侄》一诗则叙写了好友相见不知所言，索性以沉默之态神交，谁说朋友之间一定相言才是甚欢？在唐胄笔下，与友人的静默更是摇曳生姿：“烟波风色远，鱼鸟看人痴”。正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此等境界恐怕不是一般人能享有和拥有的。在《晏长清、张仲宝、陈伯孚来访》一诗中，诗人由与旧友相见的惊喜下笔，称旧友长清的到来为“天降”，及至见着张仲宝、陈伯孚，诗人由衷地感慨：“十载人间遇，千山梦里途”、“已知话不尽，相见且心宽。世路风烟阔，尊前面目难。缘应无俗结，梦尚未吹残。明月黄花节，东西各据鞍”。这两首诗和前两首相比，多了一份人生的沉重与尘世的沧桑。苦于世事之繁，旧友相见亦属不易，话不尽却彼此都感到心宽；明知相见甚难却还是免不了在明月之夜话别。唐胄在这首诗里表达离别之情时，并不过分地忧伤，给人的只是一缕淡淡的惆怅，恰恰是这一份轻轻的惆怅与淡淡的不舍才分外动人。面对与友人的别离，诗人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悲苦和儿女情长。如《余自南赣赴抚山东，赣郡博吴诚以乡人携酒来送过宿，赋此别之》和《余自南赣赴抚山东，陈都宪原习来代，以年谊之厚，操舟送至储潭，席间赋诗见赠，步韵酬之》。在《余自南赣赴抚山东，赣郡博吴诚以乡人携酒来送过宿，赋此别之》中，面对吴诚的同仕广西之谊，唐胄道：“宦辙每相逐，乡缘独何奇。”樽前相送时，“无端桑梓谈，鼓角星河低”。而再见却是“明朝古处州，旌斾看青齐”。在《余自南赣赴抚山东，陈都宪原习来代，以年谊之厚，操舟送至储潭，席间赋诗见赠，步韵酬之》一诗中，诗人笔下的离别显得很洒脱，甚至有劝慰友人之意：“淡云清晓塞，细草绿春洲。名已三朝旧，心应四海周。威扬新阃钥，别重远山舟。自首分携意，公乎莫亦犹”。这里的“名已三朝旧，心应四海周”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有异曲同工之妙，友情与别离之于唐胄，正如他在《送范佥宪西巡洱海》一诗中所写的：“乾坤寤我三生梦，烟月添人一种情”。正因如此，他才在离别之时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豁达。

另外，唐胄的赠送酬寄唱和诗作还有两类形象值得注意，一是谦虚、勤勉的好学形象，如《谒桐乡王汝学先生》、《赋周汝实以送饶令入觐诗请校正》；二是孝子形象，如《送蒋郎中南使便归全州省祖母》、《南安赵别驾璧以父母俱上寿，同以十一月七日为生辰，绘上寿杯图驰献，予同年太守李彦文属予作诗美之》等。可以说，这两种形象是唐胄自身的精神烛照；与此精神相通的是唐胄的另外两首诗——《普淜》和《哭黄处士东皋惟坚》。在《普淜》的前三句，诗人饱含深情地抒写了人生颠沛流离之苦：“去年过西洴，今年来普淜。青山几万里，应笑人能通。人生苦漂泊，何异云从风”。而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表达了酬壮志、报国君的激烈情怀：“奋激何家为，髀肉嗟重生。剑未血郅支，老骥终槽腾。平生报主志，岂在金印封”。面对苍生不宁和人生易老的客观现实，诗人希望自己能驰骋疆场：“勉旃复勉旃，无愧桑与蓬”。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唐胄豪情万丈和精忠报国的一面，即虽是一介书生却依然渴望自己能奋勇杀敌，在有生之年解除边患以报君之隆恩。及至《哭黄处士东皋惟坚》，诗人的心绪则变得水波不兴：“心安随处隐，何必鹿门深。马瘦囊诗骨，榕清生客阴。会携巢谷杖，不见披金裘。惟有东皋卷，灵魂不了寻”。在这里，唐胄退回到传统文人的精神内核，寄情于诗书文字，只求携杖存卷而不再关注金裘等其他身外之物。而唐胄的这一转变也实现了传统中国文人精神轨迹的蜕变。

三、体恤民情、针砭时弊类

在《传芳集》中，属于体恤民情、针砭时弊类作品的是《藤作并序》和《补白沙口哀百姓有序》。其中，《藤作并序》这首七言歌行写得尤为悲愤，感人至深。

海南的藤器编织，久负盛名。《隋书》有昌化县藤出的记载，唐代振州（今海南南部）贡藤亦见于史书。及至明代，万州的藤作名扬天下，然而官府货贡无时，军民甚苦。唐胄的歌行前面有序云：“万州藤作名天下，始于近代。官役劳及妇人，连年不得休息。正德初有王氏女，尤妙手工，官派多且细。过限父累被责。女伤怨，遂雉经。”其诗第一部分记叙了王氏女的悲惨遭遇：

剑门藤丝如发细，纤巧争先出新意。

万安土瘠民多贫，家家藉业为生计。

纤纤闺指称绝奇，牡丹荏染凤交嬉。

官工家派多精致，细迟过限爹遭笞。

十八嫁裙无一幅，朝朝暮暮劳官役。

岂知生业反为魔，遂甘自尽家难息。

满城感泣增悲恫，祸州尤物何时穷。

英灵胡不上诉帝，条蔓枯尽山为童。

在这一段中，前四句记述万州藤织业的发达，家家户户以此谋生。中间八句，赞扬王氏女手艺精巧奇绝，编织的藤器上牡丹鲜艳、凤凰交嬉，栩栩如生。正因如此，官家派工就多，限期又急，王家姑娘朝暮辛苦也编不完所派；她父亲常常因超过期限而遭受笞责。她走投无路，悲愤至极，只好以上吊自尽来反抗官府的奴役，并以此来解脱家庭的灾难。后四句则叙述万州城中人对王氏女的伤悼，吁求上苍让万州的藤蔓枯死，群山尽秃，以便结束官府的横暴。在这里，唐胄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命运的同情。

诗的第二部分，从现实追溯历史，历举各个朝代土贡为祸百姓的实例。就全国而言，如东汉永元年间交州（今两广一带）贡荔枝，北宋时期建州（今福建）贡茶，即海南一地而言，如汉时贡玳瑁、广幅布，皆扰民惨重，甚至引起人民的广泛反抗。明洪武、弘治两朝，都曾宣谕海南“大禁贡献”，太守徐鉴、方向等亦曾对前来琼州索贡的中使加以抑制。但宣谕毕竟是一纸空文，抑制也作用甚微，延至作者生活的正德年间，“公贿私贡”变本加厉，以致民间“妻号儿哭无朝夕，催吏那知更下石”，万州王氏女的惨祸就是由此酿成。作者义愤填膺，引古讽今，议论纵横，敢嘲敢骂，锋芒直指当时的封建官府，并质问为官者：“福星监司贤太守，民殃至是公知否？”此诗旨在引起官吏的警戒。白居易论诗主张“但歌民病痛，不识时忌讳”，此诗庶几称之。

《藤作并序》是抒写百姓的劳役之苦，而《补白沙口哀百姓有序》则呈现出另一种气象。由诗前之序我们得知，这首诗的缘起是唐胄对赵与珞之死的感怀。作者行文之中流露出对赵与珞遭遇的深切同情：“自阿里海涯戍鹗以来，数年之间，荆南江广望风迎降。间有如高世杰、李芇、马暨之苦节拒敌，亦不过斩首自尽而已，岂有若此裂杀之惨哉！……宋室守臣，死节虽多，岂有后于珞者哉！然以远土孤臣，史氏不为立传，续纲目者不为大书，可惜也夫！”一位守将尚且如此，那么忠魂逝后的孤旅三千和二百皇州的百姓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了。唐胄写此诗，是因为赵与珞这样大义的忠烈之士的行为和事迹，在民间不够普及：“桐乡《外纪》有哀使君义士诗，而不及民，兹特强裁以补云”。这也与他重民众教化之举一脉相承。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唐胄的诗歌自然天成、不事雕琢。他的诗作表现了他和时代相依存的一面——他诸多题材的涉及，显示出了明代文学商业化的痕迹，即文学日渐讲究实用。在明初，极为朴厚的世风及肃厉的行政作风，使得文学的功能更趋于强调“载道”和“世用”，这也就导致了一种明确的尚质主义。但到了唐胄中进士的弘治年间，文坛“文藻”最盛，尚质主义一时强势难挽，而审美主义则流风远播。“国初作者尚复浑厚，及于弘治，气渐纷靡，斗巧争能，芜没先世”。当时文风“流靡”蔚为大观，生活于此间的唐胄，为文竟“不尚浮靡，不务绮丽，下笔有理致源委”，实属难得。所以，我们用“文如其人”来评价唐胄及其诗歌是十分精当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唐胄用他的诗歌，抒发了个人感恩与意志，体察了民情，考见了政策的得失。在他的诗中，我们既看到了他与人的交往、应对，又读出了他对封建统治者的谴责，同时我们还领略到了他对人生的感悟。文学历来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诗歌尤为如此。唐胄的诗歌叙了民情、抒了民意、写了民心，也议了政议了经，他很自觉地遵循了历代优秀诗歌的创作传统，把自己的一抔感怀寄予苍生大众，既抒写了一己之情，也给海南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朵奇葩。

唐胄在《瓜州阻风》一诗中说，“茫茫天堑分南北，不尽行人今古情”。而唐胄的这股情，既有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也有唐胄的个人因素。就前者而言，海南“天高皇帝远”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及在楚文化熏陶下的黎族的思想观念。后者是唐胄本人的才华及其不倦地追求，他的诗作不仅展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还深刻地拓展了海南人的心灵空间。虽时隔五百多年，今人读唐胄之诗，依然能触摸到他的情怀，一如菊梅之盛开，香气穿透数百年，至今仍萦绕在海南岛的上空。直引得人脱去世俗之樊笼，让心灵穿越时空，在精神的飞升中去闻那一缕缕沁人心脾的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