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民  唐玲玲

 

唐胄（1471～1539），字平侯，号西洲，海南琼山东厢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进士（二甲四十一名），授户部主事。嘉靖十五年（1520），进左侍郎。时嘉靖皇帝要去征讨安南，唐胄极言用兵七不可，后卒以抚安辑。嘉靖皇帝要用他父亲献皇祀明堂以配上帝，唐胄力言不可，因此削籍归，遇赦复冠带，卒。穆宗隆庆初，赠右都御史。《明史》本传称“胄耿介孝友，好学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

唐胄以执着、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著述，其中《正德琼台志》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献著作。因体例独创、征引文献丰富、资料价值高，故在方志编写、方志文献学和方志史上都占有相当高的地位。直至目前为止，研究海南历史的人士，都以这部志为圭臬。

唐胄一生，参与纂修《广西通志》、《江闽湖岭都台志》，编选白玉蟾诗文选集《海琼摘稿》，并著有《西洲存稿》，而《正德琼台志》才是他的代表作。

他编写《正德琼台志》的动机，在其《正德琼台志》序中说得很明白：“唐人称郡僻无书，至宋《琼管志》、《万州图经》，元人又不能蓄。丘文庄公晚年常言己有三恨，郡牒未修一也。桐乡王公（王佐）载笔数十年，录郡事警官，志前后擅易之陋，乃命所集为《外纪》，以自成一家之书。”唐胄传承前辈志向，立志补遗考异，执旧疑史，广泛搜集原始史料，编纂成书，《正德琼台志·序》曰：

“余惟志史事也，例以史而事必尽乎郡，故以《外纪》备旧志，以史传备《外纪》，以诸类书备史传，以碑刻、小说备类书，以父老刍荛备文籍。如地切倭、歧而述海道、黎情之详，急讨御而具平乱、兵防之备。隐逸附以耆旧，不遗善而且以诱善；罪放别于流寓，不混恶且因以惩恶。田赋及于杂需，额役以书民隐；纪异及于灾异、祯祥，以显天心。首表以括邦纲，殿杂以尽乡细。非徒例史以备事，而且欲微仿史以寓意。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尊桐乡而忠辅其已成之书，以求得臣于二公。”

这里，他详细说明《正德琼台志》所囊括的内容，申述自己传承丘濬、王佐二前辈的志向，并体王佐所著《外纪》名书之意，而编纂成这部地方文献。

更可贵的，王佐《外纪》一书，现已散佚，后人无法再读到原著，唐胄在《正德琼台志》中，多处忠实原文录人，并一一加以说明。他在凡例中说：“《外纪》一书，王桐乡先生平生精力所在，故凡有录入者，逐一明著，不敢窃为己有以掩其善。”传至今天，我们在《正德琼台志》中，尚可读到王佐《外纪》的精髓论述。

以下，就是读志时若干心得：

一、将海南形象图形化，在现在能看到的海南志书中应为创举

在卷一的开篇，首现十八幅地图，在志书中以大幅系列图记录海南图志，是为首创。在琼州府地图、府城图、府治所图下面，列出琼山、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乐会、儋州、昌化、万州、陵水、崖州、感恩等州、县地图。以舆图的方式将明朝海南岛各个县的疆域表现出来，将海南形态图形化。所描绘的范围，以海岛陆地为中心，各州县城乡、河道、山岭以及沿海外洋形势的布局，都用舆图形式展现，把文字记述和舆图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让世人对岛上各个地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唐胄在郡州邑疆域图的析文中指出：“地理之书，肇自《禹贡》，至于成周，又别之为图为志，各建官设属以掌之。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则大司徒职方司佥之所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 则小史内史之所掌。盖图者，志之权舆，志则济国之不足，可相有而不可相无。琼之山川，外海内黎，险易广狭之势，境各不同，若非图以彰之，徒据志以悉，亦难矣。故绘府境、府城于其首，次州境、县境于其后，庶观者因图考志，以见诸所记载者，皆于是乎出，则不必一一亲历，而三千里区宜之政在胸中矣。”这段话说明，文字的描述远不及图形更形象地展示海南的地方特征，而地图能以图画诉诸视觉，其内涵远远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正德琼台志》是采用地图表现各州、县及村落的位置，在海南岛地方志中是一首创。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地图是十分原始的、随意性很大的绘制，而且，远非科学的比例。

二、首次揭示海南唐至明有治无城的历史现实

在古代，海南被认为是“外化之地”、“蛮荒之域”。因孤悬海外，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状态，封闭的历史特别久远，故而城市的出现和开发也比较迟缓，尤其是广大黎族聚居地。即使在汉区，有的城区仅有土城，有的是有治无城。今人着意考证汉代的珠崖、儋耳郡的古城墙时，追求所谓的“秦砖汉瓦”，那是无法见到的。在《正德琼台志》中，明晰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现实。

明代，海南的城池建筑，有的是有治有城，有的是有治无城。有治有城者，一类是土城，一类是只用木栅，一类是以砖石包砌。在《正德琼台志》中，首次系统地记载这段城市历史。

《正德琼台志》卷二十载：

（一） 海南卫城池：唐贞观五年(631)，析崖之琼山置琼州，城筑疑始此。旧周围止三里。宋元因之。国朝洪武二年己酉(1369)，指挥孙安患其湫隘，议请开展，准许。军民兼工，……指挥张荣乃偕州县率民舁土石，军筑砌。自旧西北隅，周匝至东南隅，增广四百丈，阔二丈余，高二丈五尺。

（二）海口后千户所城池：去卫城北十里，在琼山县海口都海港之南。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都指挥花茂以地滨海，有倭寇，奏请筑城隄备。乙亥(1395)，安陆侯吴杰委千户崇实董工筑砌。

（三）清澜千户所城池：在文昌县清蓝都。洪武二十四年(1391)，指挥桑昭仪请开所。次年二月，先调拨本卫多余军士，委千户陈良等督领，修筑城垣。

（四）万州千户所城址：附万州治。宋绍定间(1228～1233)以砖瓦包砌。广袤不及一百丈，历久倾圯。元时，有令禁修。洪武七年，千户刘才奏请开展，周回四百六十丈，高二丈，阔一丈五尺。

（五）南山千户所城池：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都指挥花茂奏立于南山港西，只用木栅。永乐年间(1403～1424)，署所事百户赵昱以南山港旧所屡侵倭寇，沙地木栅难以隄备，奏请移所。十六年(1418)，指挥张恕乃督工于今岭黎乡马鞍山之北筑砌，包以砖石。

（六）儋州千户所城池：旧在今州西北三十里，旧宜伦县高麻都南滩浦。汉楼船将军杨仆所筑。即今治。宋元因之。洪武六年(1408)，指挥周旺董役更新，用石包砌。

（七）昌化千户所城池：洪武二十四年(1391)，指挥桑昭奏请立所筑城。三十年(1397)，千户王隽乃烧砖包砌。

（八）崖州千户所城池：旧只以木栅备寇，至宋庆元戊午(1198)，始筑土城。绍定癸巳(1233)，乃用砖瓦包砌。洪武九年丙辰(1376)，知州刘斌重建，甃砌完固。庚申、辛酉( 1380～1381)间，镇守百户张昭于西门外置木栅，以居迁徙人数。已卯(1399)，千户周崇礼增筑各门月城，于壕堑周围栽植刺竹。后屡次补修。

（九）澄迈县城池：古无。成化初(1464)，警于海寇，主簿杨祯始筑土城二里许。弘治元年(1488)，知县韦裘甃砌以石。正德七年(1512)，知县李茂重修。

（十）临高县城池：古无，正统八年(1443)，按察使郭智命知县徐瑄创。垒石为垣，周围六百丈，高一丈，谯楼、门路俱备。

（十一）定安县城池：古无。成化二年(1466)，巡抚都御史韩雍案开筑。四年(1468)通判陈度地，周围七百七十五丈。委老人陈琛督砌基址，后以工程浩大停止。正德五年(1510)，太守王子成因县民复请，准筑砌，八年(1513)以来，太守欧阳傅、谢廷瑞兴工基土，陆续运石包砌，至十四年(1519)始完。

（十二）感恩县城池：正统间(1436～1449)，立有土城。至正德初(1506)，副侠王檵奏准开筑。正德十年(1515)，知县庞麟兴工修，至今未完。

由于《正德琼台志》的记载，以后的史学著作也以此为据，记载历代城邑有治无城的状况，如清代顾祖禹编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五中所记载的海南有治无城的状况，虽然写的是《城邑考》，但应原于《正德琼台志》，如其中写振州宁远县、崖州澄迈县、文昌县、琼州乐会县等地有治无城的状况，与《正德琼台志》所载大体相同。这应该是海南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

三、保存人口资料，是海南方志中的首创

人口是“对某一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全部或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人口的规模、构成、分布和迁徙等方面的变化过程的记述。”[1]人口最基本的特征及其自然和社会属性对于特定地域范围的研究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在《正德琼台志》中，首创留下有关海南人口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字的或数字的记录。在《户口》一节，首创汉、后汉、隋、唐、宋、元各代的简略户口数字。然后加按语指出《旧志》中关于元代的户和口，如果将各州县合计，则总数不相符合。又指出了《读史方舆纪要》和《永乐大典》两部史书，虽然靠近元代，但书中记录人口也有自相抵牾的地方，故后继者以讹传讹。他特据《元史》加以考订。更重要的是，书中详细地保留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八年、弘治五年、正德七年等州县的人口分布状况。这里，可以看出唐胄对于明代海南岛人口的记述，有如下特点：

一是注意海南人口的民族特色。

《正德琼台志》中把汉族和黎族的人口数分别加以记载。如记录永乐十年的人口数字，即是一例。书中记录全岛总户数为88606。其中民71212，黎17394。然后将琼山、儋州、万州、崖州等16个州县每一个州县分别录出汉族和黎族人口数，而且统计到个位，读者一目了然！

二是把户数与人口数区分开来记录，可以计算出全岛及各县的每户人口的平均数。

如成化八年和弘治五年，将府总户数记录，然后开列各州县户数，又将府总人口数和各州县的人口数分别列出。这是很有文献价值的举措。

三是与《方舆志》、《永乐志》相比较，说明户、口增加的状况。

如洪武二十四年最后的按语云：上户、口，据《方舆志》、《永乐志》作户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九，是增六千一百五十七也；口三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是增六万六千八十二也。”这个数字，他说现在无法核实！这也提醒读者，这个数字留下来是十分可贵的。又永乐十年的户、口按语云：“上户、口，按《永乐志》，内归附黎户，即《外纪》所谓刘铭将借作眼抚黎民户，欺罔报作新招是也。其《成化志》于民户增一千八百六十一，口增五十七；黎户增六百三十七，口增二万一千七百三十一，今亦无稽云。”当然，同时他又指出，这些数字，有时也是不良官吏用作欺报的一种花招罢了，根本没有事实作根据的。

四是把户数种类与口数男、女、成丁、不成丁分别统计，使后人对人口的户、口数有更加详细的认识。例如正德七年府总数的统计：

这笔细账，后人对正德七年的户籍及口数的征引更加细致具体。

唐胄在“户口”一节的末尾发表他对户口增减的独特见解。

论曰：古今天下，牧民者之增户口，皆在于休养，而琼独加招徕焉。何也？内黎峒而外省地是也。汉武开郡，遂有二万三千余户，《外纪》所谓皆商贾有积业，土著受井廛及夷虏历世久远冒产供役者。其商贾、土著入版籍为生养之胎，夷虏冒产供役者，即招徕之由也。孙氏父子牧养违道，多致叛悖。始元乃省儋耳人朱崖，至初元并弃之，则非惟不能招徕，且与生养者并失之。建武立朱崖县，合合浦、临元、徐闻、高凉五城，户只二万三千余，则减杀不啻十八九矣。隋以冯洗氏之归，置二郡十县。旧籍之民尽见天日，招徕之黎归附至千余峒，户凡一万九千五百，可谓盛矣。奈何承之以不急之唐宋，一则疏而不亲，三百年之治，除罪置外，守令命吏《志》不一书，琼州陷没山峒蛮至有数十年而后复；一则武力不竞，至和巡检执死诏贷，吉阳军守枷绑庑下。前日归附之獠，得研宁济之石，不为吾民钞掠，幸矣，尚得籍其人乎？无怪乎版籍之日减也。元人愤前代之萎靡，至元奋师大伐，虽四路得峒六百，户一万四千有奇，条立屯田，置万户府领之，分立寨学以宣文教，然犹未已。继军深入千万年人迹未到之处，刻石黎婺、五指而还，增户至九万二千二百有零，自开郡以来，未有能过之者也。国朝义旗之临，民、黎首目奔趋恐后，未尝妄杀一人，虽约户减二三万，而口则二十九万八千有奇，实几倍之。如元临高户仅几一千，永乐间编民八千有余。百数十年以来，峒落化为都图，如琼山环郎、南岐峒今为西黎都，清水峒今为官隆都之类宜大蕃息。

唐胄从历代海南发展的线索，论述了户、口增减的因素，其中尤以元代对黎族的武力征伐，使人口锐减，说明了民族的团结对于海南这一独特的区域的发展的重要性。

五是揭开了马伏波是否亲临海南的谜团。

在海南岛上，多处建有伏波将军庙。两千多年来，香火不绝。马伏波的事迹在海南影响深远。后人多数认为两伏波将军亲临海南建立奇功而永世不忘，至今有白马井的传说，儋州有白马镇的命名，镇上有伏波将军庙。宋代苏拭贬海南时，曾经写《伏波将军庙碑》，碑文中有言：“两伏波将军庙食于岭南者，均也。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是说岭南各地都祭献伏波，但伏波将军到底在什么地方立功没有结论。两伏波对海南的功绩在历史上传说已成定论。但是两伏波将军是否亲临海南岛立县呢？唐胄的论证是否定的。他在《外纪》四论中回答这一问题。说王佐在他的《论东汉立珠崖县》中说：“或问马伏波征珠崖立具有诸？愚曰不然，此乃招抚县耳！马伏波未尝征珠崖，后汉亦未尝有珠崖地也。何以知之？曰，以立县而知也。立县不于海南，而于海之北者，可知矣。盖亦观诸前汉乎？武帝初，遣路伏波之拓地海南也，环海建置珠崖、儋耳二大郡，合一十六县，周匝相雄，大小相制，雄边规模何如也。然其终也，且不能禁制反乱。……正知马伏波未尝征珠崖，而后汉未尝有珠崖地耳。”[2]由此观之，唐胄据历史事实论证两伏波将军未登临海南岛，是历史事实。

《正德琼台志》以方志表现地方特色，是因为唐胄搜集了明代正德期间有关琼州府及各县的文献资料，汇集编纂而成，对于海南地方文献的传播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可惜现在这部方志缺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共四卷，是令人遗憾的！

此外，在志书的体例上，也独具创意。不过，以后的乾隆《琼州府志》、道光《琼州府志》，都在《正德琼台志》的体例之后，另立体例，特别是道光《琼州府志》，内容也更为明确！这是代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