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波  李春

提要：在《谏讨安南疏》里集中体现了唐胄的内政外交思想。对于蛮夷的治理，他说“古帝王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要因地制宜，灵活管理，用好政策，要体现天朝的恩威，体恤四方，这也是祖训里要求的；明太宗用兵灭黎季嫠，但“求陈氏后不得，后兵连不解”，所以对安南用兵要慎之又慎；“外夷分争，中国之福”，只要坐等渔利就好，出兵干预不是明智的选择，况“岭南外警遂稀”，所以“今纷争正不当问”，历史上对南征用兵，“屡服屡叛”，也只得郡县虚名，无法真正统治；“外邦入贡，乃彼之利”；“兴师则需饷……何以给之”，出兵打仗，加重负担，最后受累的是老百姓；“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籓篱，”南征必将让北寇有可乘之机，影响安全；政治腐败，统治黑暗，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唐胄说“是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请停遣勘官，罢一切征调，天下幸甚。”唐胄的内政外交思想在明代是进步的，在今天也有借鉴参考意义。

关键词：唐胄；内政外交思想；《谏讨安南疏》

唐胄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明朝户部左侍郎，死后追赠右都御史。张廷玉评价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乡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把唐胄、邱浚、海瑞列为明代海南三大名人。

被嘉靖皇帝起用的唐胄，先后在内地多处担任重要官职，并逐步升迁到南京户部右侍郎，1536年，又进入北京户部，升至左侍郎，可谓官越做越大。但唐胄耿介直言，坚持原则的性情，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悲剧命运。

1537年，安南（今越南）遣使告莫等庸篡权，久不进贡，嘉靖皇帝准备出兵进行讨伐，唐胄当即上书《谏讨安南疏》，认为发动战争有7个方面的不妥之处：

第一，对于蛮夷的治理，“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要因地制宜，灵活管理，用好政策，要体现天朝的恩威，体恤四方。

679年，唐朝设安南都护府，因而越南又有安南之名，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人民为汉族。五代时期范缜割据，各地土豪霸占一方，中国北宋政府无力平叛，中越形成宗藩关系，随着安南地方自主封建政权的出现、形成和巩固。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便遣使颁诏安南、占城等国，同他们建立了友好睦邻的关系。不直接移植中国内地的封建制度，而是根据安南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管理，维持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

第二，明成祖用兵灭黎季嫠，但“求陈氏后不得，后兵连不解”，唐胄认为应该把此作为“殷鉴”。

建元元年（1399），安南黎季犛杀死陈日焜，屠戮陈氏宗族百余人，篡夺了陈氏政权。次年2月，黎季立其子黎汉苍为太子，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于是陈亡。黎季嫠亦改名为胡一元，子黎汉苍改名为胡。接着，胡一元让位于胡，自称太上皇。胡奉表朝贡，托词自己是陈氏外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请求明朝正其名份，赐爵封位。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遣使赍诏前往安南，封胡为安南国王。不久，黎氏篡权阴谋败露：1404年9月，原安南陈氏陪臣裴伯耆向明廷告发了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杀害忠良的罪行，请求明政府“哀无辜之众，兴吊伐之师，隆灭绝之义”。与此同时，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由老挝军民宣慰使刀线歹遣使护送前来中国。陈天平以亲身经历向明廷痛陈了黎氏篡权谋位的经过，请求明朝政府“伐罪吊民，兴灭继绝”，帮助恢复陈氏的统治。明成祖知道自己受了胡的欺骗，于是派使诘责胡。胡自知阴谋败露，便假意上表谢罪，表示愿洗心革面，迎还天平，以君事之。并愿归还在此期间被安南侵占的广西禄州、西平州永安寨及云南宁远州所辖之猛慢等寨给中国。1406年1月，胡陪臣阮景真来中国，迎接陈天平。同年2月，明派广西都督佥事黄中等以兵五千护送陈天平归国。当黄中一行经过鸡陵关（今友谊关）将到芹站时，遭到安南十余万伏兵的突然袭击，陈天平被杀，明军死伤者不计其数。明成祖闻讯后大怒，于是决定对胡兴师问罪。

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将军，率军数十万南征。行前成祖命令只准拿获黎氏父子及同党，其胁从无辜不问。并诫谕他们：“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盗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有一于此，虽有功不宥，尔其慎之。……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扶治一方，然后还师。”明军遵守成祖的训谕，并于进军沿途发布檄文，揭露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暴杀无辜、侵占中国土地、掠夺占城财物等二十条罪状。大军一路秋毫无犯，进展十分顺利。1407年，黎氏父子被擒，安南事平。明军发榜，遍求陈氏子孙立之。其国之官吏耆老莫邃等上表，“言陈氏子孙尽为黎贼所戮，无可继承，请为古制，复立郡县。”明从其所请，置交趾都指挥司、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趾等处提刑按察司及军民衙门，直接由中央派员进行统治。

明朝对安南用兵，明成祖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宗主国的义务和职责，帮助维护陈氏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性质是非正义的，陈氏王朝也没有保住，及至事平，有置郡县统治，不合时宜，此后安南各地的反明活动不断地开展起来，以此为殷鉴，唐胄可谓用心良苦，真是不能再对安南用兵。

第三，“外夷分争，中国之福”唐胄说，出兵干预不是明智的选择，况“岭南外警遂稀”，所以“今纷争正不当问”。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906～960）.越南的封建主利用中原的分裂动荡之机，纷起割据。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有曲承裕、杨廷艺、矫公羡、吴权及丁部领五氏崛起，被称为“小五代”。曲、杨、矫三氏皆自称节度使。至939年，吴权称王，但时仅6年。944年，吴权卒，“管内一十二州大乱”，形成为时22年的“十二使君之乱”。在此期间，安南地方混乱不堪，战争不断，所以无法形成强大的王朝来对抗明朝，而明“岭南外警遂稀”，唐胄说“今纷争正不当问”。

第四，唐胄分析了历史上对南征用兵，“屡服屡叛”，也只得郡县虚名，无法真正统治。

公元40年，安南爆发征侧、征贰领导的二征起义。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征讨，于次年镇压了这次起义。马援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所过辄为郡县，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秦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二征起义失败后，雒候、雒将退出历史舞台，东汉的统治延伸到县级。马援最重要的建树，是把封建法律推行到交趾，以巩固封建生产关系。

此伏波将军南征虽为当地带来了封建制度，但也只是中央王朝名义上统治力量达到此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归附中央王朝，唐胄说“仅得数十郡县之虚名”而已。

第五，“外邦入贡，乃彼之利”，对此唐胄认识得很清楚，所谓朝贡贸易就是维持藩属关系而已。

安南从开宝六年（973）开始向宋朝朝贡，除两国关系交恶时外，大都没有间断。明朝时，洪武元年（1368）到崇祯十年（1637），朝贡次数达79次之高峰。

安南向明朝朝贡，“修藩臣礼”，表示臣服。明王朝像以往王朝一样，非常注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而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所以不仅对朝贡国国王封官授爵，而且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大量贵重物品，即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回赐通常高于贡物价值。

从单纯的经济价值而论，朝贡往往是“薄来而厚往”，中国回赐给安南的物品一般都优厚于所贡的方物。明太祖曾说：“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知响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他下令说：“中国之于四夷，惟惟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须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

安南在政治上“得赐国之宠”，经济上“朝廷赐予优厚，复叩异恩”，因而“使者满意而归”。

所以他们是非常希望可以经常朝贡的，以至于“乞贡”，他们不仅可以得到明朝的优厚“回赐”，而且可以把其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罪责，借朝贡和使臣往还之名转嫁到明朝政府头上。

由于“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唐胄说“是彼欲贡不得，非抗不贡也”，这个不能自欺欺人作为出兵安南的借口。

第六，唐胄认为“兴师则需饷……何以给之”，出兵打仗，加重负担，最后受累的是老百姓。

任何时候，任何朝代，只要出兵打仗就需要军费，最终承担者是老百姓。唐胄深知百姓苦和累，今四川有采伐木材的赋役，贵州凯口有军队开支，两广积存的十万钱粮全部耗费在田州岑猛的战役当中，现又大兴土木，所以军需紧张。如果出兵安南，将兴师十万，不能保证军用物资的供应，这是唐胄的恤民思想，时刻想着百姓的负担和苦痛。

第七，唐胄认为“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籓篱，”南征必将让北寇有可乘之机，影响安全。

在边境关系上，自英宗以后，北有蒙古瓦刺、鞑靼部的侵扰，南部沿海一带有倭寇骚扰，兴起在东北的女真族也成了明政权的严重威胁。所以明政府应该一直警惕着北方威胁，谨记土木之耻辱，所以不能轻言南征，让北寇有可乘之机。历史最后证明，明朝最后被北寇所灭，唐胄可谓有很强的预见能力。

       从以上七点我们可以看出唐胄的内政外交思想：对内，要政治清明，轻徭薄赋，爱护百姓，珍惜民力；对外，要安抚友好，四海一家，实施外抚四夷的怀柔睦邻政策，即明成祖提出的“宣德而柔远人”的“怀柔”政策，倡导“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唐胄最后总结道：“是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请停遣勘官，罢一切征调，天下幸甚。”他对安南的叛逆极力主张安抚，反对武力征剿。他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利益非常关心。唐胄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封建社会的衰弱不可避免，这也造成了他的矛盾和悲剧，一生起伏跌宕。“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