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胄与《谏讨安南疏》

张 华

古代越南即安南王国，相当于今天越南横山以北的地区。从秦朝时成为中国的领土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宋开宝元年（968），安南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封建国家，中国将其作为藩属，纳入到朝贡国行列。明嘉靖六年（1527），安南王国大臣莫登庸篡夺王位，改元“明德”，此事件严重冲击了明朝与安南的关系，使宗主国明朝政府陷入邦交危机。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商议讨伐安南，在对安南战或不战及具体战略上，朝臣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对朝廷主议出兵安南之事，第一个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户部侍郎唐胄。本文主要分析了唐胄在《谏讨安南疏》中反对出兵安南的七条理由，力求展现一个敢谏直言、为国为民的唐胄。

一

“奇甸开风雅，最盛惟有明”。统治近300年的明王朝正是琼州人文蔚起、贤才辈出的时代。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四年至弘治十五年，正德三年至崇祯十六年，全岛中进士者有62人，终明一代，全岛中举人者有594人，任京都朝廷大官而蜚声海内外的大有人在，多有作为。这种盛况的出现，是明代海南岛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结果。[1]其中，琼山府城东厢攀丹村唐氏，贤人辈出，在明代出了6名进士，其中有两对是父子进士，他们分别是唐舟和唐亮、唐胄和唐穆。他们当中以户部侍郎唐胄的名气最大。

唐胄，字平侯，号西洲，生于明朝宪宗成化七年（1471）农历十月二十二日。自幼聪敏过人，博通经史百家。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88）秋闱，唐胄领乡荐第二名，时年27岁。弘治十五年（1502），唐胄登二甲进士第41名，授户部山西司主事。不久，因父丧唐胄归家守孝，至弘治十七年（1504）丧服期满。时值宦官刘瑾擅权，唐胄便借口称病谢绝返京任职，因而被罢免官职。武宗正德五年（1510），刘瑾因内部争权被凌迟处死。这时朝廷复诏唐胄进京任职，唐胄素来孝顺，以母亲年老为由，离任守制，加上当时朝廷腐败，唐胄更无意出去当官。[2]于是，唐胄便在家住了20年，致力于研究学问，并以其号建西洲书院作为读书之所，教育后学，造福乡里，为当地培养人才。后参议张简题额“养优书院”。[3]此外，唐胄还积极搜集地方文史资料，撰铭作记，刊书辑志。正德十六年（1521），唐胄编纂《正德琼台志》20卷、《琼州三祠录》3卷。

嘉靖元年（1522），世宗登帝位，唐胄应诏赴京任户部河南司主事，真正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不久升任本司员外郎，历任寻擢广西提学佥事，又出任云南按察司副使，后改任广西提学，再擢云南右参政、云南右布政使。旋擢广西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任南赣汀漳，又迁任山东巡抚。13年中先后升任11次。他任职和巡抚各地时，极力革除弊政，克己奉公，政绩卓著。唐胄巡抚山东时，正值黄河泛滥成灾，他不辞艰险，千里跋涉，寻觅黄河故道，疏通三郡水，引灌全省荒田，治患为利。并且发给农民耕牛、种子，鼓励垦荒，发展农桑，使民以聊生。嘉靖十四年（1535），治理黄河工程尚未完工，唐胄就擢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次年春调任北京户部右侍郎，当年秋转为左侍郎。[4]

在封建专制的王朝，军国大事的权力集于君主之手。臣僚的一切作为都不能逾越辅弼君主的限度，只能通过献议献策、规劝诤谏的方式。[5]唐胄任京官以来，尽职尽责，每逢重大国事，唐胄必上疏进言。

二

明朝自宣德二年（1427）从安南撤军后，与安南始终保持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政治、经济互有交往。这种局面延续了一个世纪，成为安南自宋朝独立以来最稳定的时期。然而，自明正德年间起，安南国内政治日渐腐败，派系斗争，大臣专权，政局出现混乱，权臣莫登庸乘机于嘉靖六年（1527）篡夺黎氏王朝政权，自立为帝，改元“明德”，在清化以北地区建立起统治，形成越南历史上的“北朝”。原黎朝统治者出奔清化，托避于安南另一实力派人物郑绥。此时郑绥在清化、义安、顺化、广南四道割据自雄，形成“南朝”。南北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混战不休，安南陷于分裂。安南的内乱易主，严重冲击明朝与安南的关系。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黎宁派遣郑惟僚等10人，搭乘商船到北京，向明朝政府控告莫登庸篡国弑君的罪状，请求明朝以宗主国的身份出面干预。

历史上，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与东南亚地区国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作为宗主国对周围国家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双方维持和表达和平的方式就是众藩属国接受中国封建政府的册封并定期进贡，中国封建政府则负有保护其统治地位的义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从来不赞成周边某一区、某一国家的势力过分膨胀，并且往往在这种势力侵害中国或邻国利益的时候，就要出面干预，以显示其天朝大国的地位及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威慑力。[6]

然而，这只是安南问题的一个导火线，如果说宣德以后至正德末年安南对明朝态度的雄桀傲慢以及对明边境地区的不断骚扰，是明朝与安南的矛盾逐渐积累时期，那么嘉靖朝安南对明朝的绝贡则使这种矛盾突出化、表面化。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明皇子出生，当明朝按常规开始商议派人逾告安南国时，明朝中央才意识到，从1515年至今，安南国不贡已20年，有背叛中国的嫌疑。黎氏告变求援，使矛盾终于爆发，成了嘉靖君臣所面临的非解决不可问题。[7]

对朝廷主议出兵安南之事，第一个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乃时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唐胄，其上疏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贡而已，兵不必用，官亦无容遣。”为此，他从内政、外交、国内外形势、国力等多方面考虑，提出了不可贸然讨伐安南的七点理由。[8]

第一，古帝王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训》。唐胄首先回顾了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对安南的政策，从外交方面指出不征安南的理由。

元朝对外关系实行尚武政策，这对古代中国的邦交理念造成极大的冲击与破坏。明朝建立之初，摆在明太祖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如何恢复中国传统的邦交秩序，在对外关系上，明太祖在南北边防上采取“北防南和”的不同策略。对南海诸国是想通过一个规范的宗藩体系来巩固双边关系。在处理与安南的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确立了安南作为独立王国的地位，将其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一视同仁，列入“不征之国”，并列入祖训之中以警戒子孙。二是确立了与安南关系的基本原则，诚信是交往的基础，四海一家是与诸属国发展关系的最高理想。三是完善宗藩关系内容，使宗藩关系从形式上渐渐走上规范化与制度化。明太祖对安南的政策，在位时虽实施上并不完善，甚至在永乐时期受到较大的破坏。但从宣德以后，明朝各位继任者，在处理与安南的关系时，基本是在明太祖的框架下发展与调整。[9]基于这一点，唐胄搬出太祖皇帝和《祖训》，意在劝说世宗皇帝应遵循先制，尽量避免战争与冲突。

第二，大宗既灭黎季犁，求陈氏后不得，始郡县之。后兵连不解，仁庙每以为恨。章皇帝成先志，弃而不守，今日当率循。

永乐元年（1403），黎氏诡称陈氏嗣绝，为众所推，权理国事已4年，向明请封。明成祖朱棣认为存亡继绝，陈氏以义当立，派兵护送陈氏后裔回国即位，却为黎氏所杀。朱棣大怒，兴兵征讨，俘获黎氏父子，平定安南。因陈氏宗室被诛杀殆尽，已无继立之人，遂以安南“本中国地”于永乐五年（1407）置交趾三司统治，安南又入中国版图。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驾崩，仁宗继位。仁宗登基后不久，很快改变其父的外交政略，试图恢复明太祖较为务实的邦交理念。然而，明仁宗对安南的怀柔政策，并未能换来黎氏诚心的归顺，反而致使前线将领在军事上的迟疑不决，错失战机，安南战场形势严峻。宣宗继位后在处理与周边国的纠纷时，采取了“息怨和边”的政策，经过多次商议，宣德二年（1427）明军撤离，结束了明朝对安南长达22年的占领，标志着安南又重新获得了独立，恢复了两国的宗藩关系。[10]

对于这段历史，唐胄显然是非常清楚，从太宗到宣宗皇帝，从占领安南到恢复宗藩关系，几经周折，这一和平局面是来之不易的。无论朝贡还是藩属关系，中国古代历朝经营边陲国家的事务，都是期望通过继承前朝的事业来确保、巩固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唐胄希望世宗皇帝也能继承前朝事业。

第三，外夷分争，中国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刘、绍、吴、丁、黎、李、陈八姓，迭兴迭废，而岭南外警遂稀。今分争，正不当问，奈何殃赤子以威小丑，割心腹以补四肢，无益有害。

五代时，中国分裂割据，无力经营边陲，安南始为曲承美所据，自此成为独立国家。从五代至元，安南前后八次更换统治者，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必定无暇顾及其他。因此，唐胄认为安南内部的动乱对明朝只有利而无害，对于“莫登庸篡国”事件，大可不必为此出兵，耗费国力。

第四，若谓中国近境，宜乘乱取之。臣考马援南征，深历浪泊，士卒死亡几半，所立铜柱为汉极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虽尝平之，然屡服屡叛，中国士马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竭二十余年之财力，仅得数十郡县之虚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宪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为殷鉴。

安南自秦朝起成为中国领土，设象郡治之，汉初为南越王赵佗所据，汉武帝平南越后，设三郡治之，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马援讨平之，并立铜柱为界。三国时吴分立广州辖交趾。唐初改为安南都护府，属岭南，安南之名至此始。

自明朝建立以来，安南屡服屡叛，尤其是永乐年间征伐安南，似乎是得不偿失，如若征伐安南，极有可能落得失利的结果。因此，唐胄希望世宗皇帝能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而不是为立边功而对安南采取军事行动。

第五，外邦入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足其国。故今虽兵乱，尚累累奉表笺、具方物，款关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贡不得，非抗不贡也。以此责之，词不顺。

南海诸藩属国定期向明朝纳贡，不仅使明朝在南海周边树立了威望，同时也增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明朝嘉靖皇帝登基时，安南政局动荡，没有前来祝贺，明朝宣诏到边境也无人接应。安南久不来贡，明使也不能至安南宣诏，嘉靖皇帝仅以此为由兴师问安南不贡之罪，并不恰当。事实上，莫登庸篡权后，安南南北对峙，攻伐不断。同时南北双方都曾试图入贡明朝，争取明朝的承认与支持。嘉靖八年（1529）黎朝旧臣郑顺、郑昂兄弟二人试图入朝明廷，请求出兵平定内乱，但莫氏多次贿赂于广西守将，使之不得而入。直到四年后，安南黎氏的使臣才有机会到达明廷，控诉莫登庸篡逆窃国、阻绝贡道等罪行。鉴于此，唐胄认为安南没有背叛中国，它并不是不想向明朝朝贡。

第六，兴师则需饷。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频兴，所在军储悉输将作，兴师数十万，何以给之。

征伐安南必定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唐胄认为当前形势不允许出兵安南：第一，两广已经疲于征调，内怀仇怨，如果再让他们去出征安南，必定会遭遇反抗。进入嘉靖朝以来，在军屯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南方的军事力量也逐渐衰弱，卫所士兵不堪忍受军官的欺压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大量逃亡。广东、广西等地的卫所减员十分严重，所留士卒，也还有不少是老弱病残之辈。第二，财力很有限，明朝中期以来，边防废弛十分严重。北方蒙古势力占据河套地区以后，对北边的骚扰日益频繁，导致嘉靖朝军费开支大增。

第七，然臣所忧，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诏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辽之役始。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藩篱。北顾方殷，更启南征之议，脱有不测，谁任其咎。

唐胄任京官以来，明王朝的日趋衰落，无不为国为民而担忧。他从江山社稷出发，以唐宋为例，指出对外军事行动必定有损国力，因此，世宗皇帝要想明朝长治久安，在出兵安南事件上还需谨慎。

自明廷决议征讨安南后，立即着手相关事宜，遣派锦衣卫千户陶凤仪、郑玺等前往云南，与巡抚汪文盛会查实安南篡逆的罪名。对此，唐胄痛斥锦衣卫士“暗于大体，倘稍枉是非之实，致彼不服，反足损威”。恳请朝廷停止一切有关勘查安南的行动以及军队调动事宜。指出“今严兵待发之诏初下，而征求骚扰之害已形，是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黎民百姓，希望世宗皇帝综合考虑诸方面因素，“请停遣勘官，罢一切征调，天下幸甚”。

鉴于唐胄等反对派的意见，明世宗虽然没有放弃军事干预安南的决定，显然也受到反对派的影响，因此暂时搁置征讨的准备工作，只是“敕边臣先体勘之”。从嘉靖十五年（1536）至嘉靖十七年（1538），明朝议征安南之事历经三起三伏，在长期的争论中，明世宗在对安南的政策上终于有了改变，吸取历史教训，采纳朝野群臣的建议，满足于将安南作为藩属国的地位，从用兵而改为安抚，从坚持莫登庸还政于黎而改为可以承认莫氏的统治，条件是尊明朝为宗主国。

唐胄是嘉靖登基后启用的官员，就任后屡得擢升，圣恩不薄。一般来说，唐胄理应知恩图报，然而，唐胄并未因此阿谀奉承、畏威保位。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间，世宗决定以他的生父“献皇帝”入祀明堂飨礼配上帝，唐胄冒死上疏，在明堂之议中违忤了旨意，触怒了皇帝，权贵们也乘机攻击。唐胄因此被捕入狱，遭严刑拷打，随之被革职还乡。是年冬遇恩赦，得诏复冠带，准备重新起用。然而，唐胄终因身心遭受双重打击，不堪折磨，卧病不起。嘉靖十八年（1540）农历四月十三日唐胄卒于家中，时年68岁，葬于陶公山。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入阁重振朝政，穆宗皇帝才下诏恤录，赠唐胄都察院右都御史，赐祭葬，并派广东按察司左参议夏道南来琼主持谕祭，旌表孤忠。

明朝时海南人才辈出，然而在明史“列传”中所记载的琼州籍名臣只有丘濬、海瑞、唐胄三人。《明史·唐胄本传》载：“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对唐胄的评价很高，在安南事件中，唐胄不畏权势、为国为民、勇于纳谏，体现了刚正不阿的琼州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