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晶  唐慧

提要：《谏讨安南疏》是嘉靖十五年，唐胄因嘉靖帝要征讨安南所上的奏折，唐胄从七个方面对征讨安南一事进行了反对。本文拟从唐胄上《谏讨安南疏》的背景和《谏讨安南疏》的内容等方面分析《谏讨安南疏》。

关键词：《谏讨安南疏》；安南；唐胄

从嘉靖十五年到嘉靖十七年，明朝政府曾就是否要征讨安南进行了多次讨论，《谏讨安南疏》是反战派代表唐胄的上疏，唐胄在上疏中对明朝当时的国情和朝贡的本质有精辟的论断。

一、唐胄上《谏讨安南疏》的背景

安南，古称交趾，秦朝时为象郡地。汉初为南越国地，汉武帝平南越后，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之。唐代的时候改为安南都护府，属岭南，这便是安南之名的来由。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分裂割据，无力经营边疆，安南自立为国，从此成为独立国家。

洪武二年（1369年），安南国王陈日喹遣使朝贡，被明太祖正式加封为安南国王，并将安南列为“不征之国”。十几年后，安南内乱，黎氏建立了大虞国，黎氏继续向明朝进贡，并谎称其为陈氏后人，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加封黎苍为安南国王。永乐二年（1404年）八月，黎苍的行为被明朝政府察觉，明成祖派兵护送陈氏后裔回国即位，却被黎氏所杀。明成祖便派兵征安南，永乐五年（1407年），明朝政府将安南划为中国郡县，设交趾三司统治，下辖17府157县，安南再次并入中国版图。自此之后，直到宣德二年（1427年）的20年内，安南一直叛乱不断。宣德二年（1427年），明军撤退回国，安南复又独立。但安南仍为明朝的属国，依三年一贡的原则，定期向明廷朝贡，双方维持着相对安稳的藩属关系。

明军撤兵时，安南趁机吞并了广西钦州及云南宁远州大片中国领土和人口。有民270户，口3400余人，粮8000 余石。这对“天朝上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所以讨伐安南建议仍不时有人提出。

嘉靖初，“诏谕朝鲜、安南二国，命翰林院修撰唐皋、编修孙承恩充正使，兵科给事中史道、礼科给事中李锡充副使以往。”[1]

但当时安南国内政局动荡，明朝政府的使节并未到达安南，明与安南的外交关系一度中断。嘉靖十一年（1532年），安南进入南北朝时期，莫氏与黎氏南北对峙。双方都争取获得明朝的承认。

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世宗皇子出生，按祖制应颁诏安南。礼部尚书夏言认为，“安南不贡已二十年”[2]，是对明朝的不尊重，请求征讨安南。当时在西南与安南接壤的地方，有很多土司与莫登庸政权勾结，意图独立。加上北边的蒙占始终是明朝极大的威胁，明朝政府需要稳定南方，建立一个巩固的南部边防，防止南北交困局面的出现。所以明世宗决意征讨安南。

征讨安南一事立刻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户部侍郎的唐胄上了《谏讨安南疏》。

二、《谏讨安南疏》

唐胄在《谏讨安南疏》中从以下七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安南不征，著在祖训”[3]。“祖训”中将安南列为“不征之国”。

第二，“太宗既灭黎季嫠，求陈氏后不得，始郡县，后兵连不解，仁庙每以为恨，章皇、帝成先志，弃而不守，今日当率循”[4]。永乐年间征安南后，兵祸不断，宣德时，明军被迫放弃安南，撤退回国，现在征讨有可能重蹈以前的覆辙。

第三，“外夷分争，中国之福，……今纷争正不当问，奈何殃赤子，以威小丑，割心腹以补四肢，无益有害”[5]。外夷纷争是中国之福，朝廷只需坐收渔翁之利便可。

第四，“若谓中国近境，宜乘乱取之，……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虽尝平之，然屡服屡叛，中国士马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竭二十年之财力，仅得数十郡县之虚名，况又有征之不克，……此可为殷鉴”[6]。即便征服安南，并将安南立为郡县，安南也会经常反叛，为此耗费大量钱粮得不偿失。

第五，朝贡贸易对安南来说，无非有两点好处。其一，“奉其正朔以威其邻”[7]；其二，“通贸易以足其国”[8]。莫登庸政权也曾遣使入贡，只是被明朝拒绝而已，以其“不贡”征讨，名不正，言不顺。

第六，当时的明朝的财政难以支持大规模对外用兵。唐胄说“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频兴，所在军储悉输将作，兴师数十万，何以给之？”[9]

第七，“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藩篱，北顾方殷，更启南征之役，脱有不测，谁任其咎”[10]。唐胄认为，北边的蒙元和国内危机才是当时最大的威胁，而不是安南。

唐胄将征讨安南的利弊分析得十分透彻。加上当时礼部尚书夏言、兵部尚书张攒和明世宗的宠臣严嵩等主战派也都认为征讨安南一事过于仓促，出兵暂且被延缓。

三、《谏讨安南疏》分析

嘉靖十六年（1537年），黎氏王朝使臣郑惟撩来到北京，向明朝政府报告了安南国内的情况，陈述了安南二十年不贡的原因，并请求明朝政府出兵镇压莫登庸政权。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难以判断郑惟撩所说数否属实，便将他们软禁在使馆，然后命蔡经去调查了一下，得知情况属实后，便命礼、兵二部会廷臣议。之后将廷议结果汇总，上报给嘉靖帝，嘉靖帝便决定征讨安南。

嘉靖十七年（1538年），征安南之役正式开始，嘉靖十九年（1840年），莫登庸投降，征安南之役结束。征安南之役，明朝收复了被安南侵占的土地人民，对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产生积极影响明朝政府对安南采取“迫降”的处理方法，兵不血刃，解决了两国的冲突，避免了流血牺牲和因此而产生的民族仇恨，减少了两国人民的痛苦，这种结果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恢复了双方政治经济往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11]。

从结果看，唐胄的《谏讨安南疏》似乎并未取得嘉靖帝的认可，其实不然。

嘉靖十五年（1536年），嘉靖帝决定征讨安南时，夏言、张攒、严嵩等人为了迎合上意，皆主张讨伐，“唯视帝意为可否，使兵衅大开”[12]，唐胄的上疏让他们清醒的认识到，以当时明朝的实力，仓促征讨安南必败，所以夏言、张攒、严嵩等人才主张暂缓真讨安南。

嘉靖帝是以藩王的身份登基的。作为嘉靖帝来讲，能开疆拓土，无疑对自己来讲是件无上荣耀的事，也可用开疆拓土来淡化大礼议之争的恶劣影响。

嘉靖帝用大礼议之争罢黜了反对议礼的官员，起用了拥护议礼的官员，这些官员都对嘉靖帝唯命是从。对于这些议礼派的官员来讲，如果皇帝能开疆拓土，他们作为辅臣，自然会青史留名，光宗耀祖。之前为了上位而迎合嘉靖帝议礼，被人斥为奸佞，如果能辅佐皇帝开疆拓土，那么奸佞之名也自然会消除。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征讨安南。

但实际上，以当时明朝的国力来说，对征讨安南一事也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如兵部咨为大庆事，该巡抚云南等处地方都御史汪文盛在其奏章中说，若要征讨安南，大约需银七十三万七千两，粮米一百六十二万石，此外，还需从两广调土兵九万六千三百九十名。但实际上，仅能征调土兵七万八千七百八十名，而粮饷方面，穷两广之力，尚欠米一百二十八万五千石，银三十四万一千两。这还是征安南大军一年花销，万一“持日滋久，益兵继饷，必举天下全力”[13]。

认识清楚情况之后，嘉靖帝不得已，在作出要进攻安南的姿态后，又按兵不动，采纳了毛伯温的“迫降”政策，采用分化瓦解策略，软硬兼施，步步为营，将莫氏所设的陷阱毒药清除，严惩通敌者，对安南臣民宣传，让他们知道明朝出兵安南要征讨的是莫登庸父子二人，郡县投降归顺者，即将整个郡县授与其首领，能生擒或杀死莫氏父子者，赏金二万两，并赐官封爵。又告知莫登庸父子，若投降，尽献安南百姓户籍并归服听候处罚，也可以免其死罪并授予官职。莫登庸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无条件投降。可谓兵不血刃。

由此可见，正是唐胄的上书，让嘉靖帝认清了形势，对征讨安南采取了正确的措施。

另外，唐胄在《谏讨安南疏》中对朝贡的本质也有精辟的论述。“外邦入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足其国”[14]。宗主国利用其经济优势，给予藩属国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回报，藩属国在政治上要服从宗主国。藩属国则利用宗主国的影响，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并获取经济上得好处。这对双方来说都有好处。

此外，唐胄对当时国内情况有很清醒的认识，“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藩篱……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1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胄确实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谏讨安南疏》中对于明朝当时的国情和朝贡的本质的精辟论断无不体现出了唐胄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谏讨安南疏》中很多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